所以，旧政协是20世纪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制度创造，它不仅是1947年宪法的助产士，而且直接影响到新中国的制宪与建国模式，并逐步转型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

因为村落共同体，或者基于血缘和亲缘，或是基于村落内频繁交往和相互合作，只有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个秩序却很难超越小型社区，无法超越血缘（或想象的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不可能为大型社会提供必要和有效的非人身的政治秩序，就更不可能为中国至少是自秦汉以后的国家构成提供足够的制度想象。[29]但名额分配还必须考虑—请不要误读为为了—黑奴。

都只有通过长期这政治法律实践，并配合相关的经济文化发展，才能予以化解、缓和或解决的麻烦。美国1790年全国人口数才是390万（参见纳什等编：《美国人民》（下卷），刘德斌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附录1069），面积大约80万平方公里[35]显然，这种观点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等同为国家主权机关，实质是主权机关论，自然无法逃脱上文提及的若干诘问。[72]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28-29页。若全国人大可以停止宪法若干条款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便必然可以将社会主义条款以任何其喜欢的方式加之于特别行政区。

其一是指在所有代表机关中，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全国人大的地位高于代表区域性人民的地方各级人大。这些条文均居于总纲之中，形式上只存在条文编排顺序之别，这些条文之间是否存在位阶之别？这即是宪法规范的位阶问题。[22] (二) 行政政策的形成 行政政策的形成大致包括政策制定、发展与评估几个阶段，这样一系列的行政过程，显然要比仅仅从执行层面观察的 行政程序广阔得多，既包括了行政信息的搜集与调查、民众对政策制定的参与，也包括了行政与公民的对话与沟通、行政政策评价制度等环节。

(2) 肯定行政的自由领域，但并不排除法的拘束性，将行政过程从非正式的秘密状态引到正式的公开状态，允许各种利益团体参与行政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行政过程论者仅仅发现了问题，并没有构建作为解释学的解释法理论体系。对于法规命令、立法性规则，也即前述第一种情形，各国均能够依据传统行政法学理处理好不同权力的配置问题，进而实现依法行政的目标。不过，在日本并没有形成区别于传统的法律解释原则与理论，而美国则结合现代规制国家的特点，试图构建法律解释准则

六、宪政的名与宪法实施的实 行文至此，宪政的诸多要素，我们已经在上述宪法常识中有所提及。[摘要]  人民制定的宪法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遵守，实施宪法就是让宪法运作起来。

5 法谚有道，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不过宪法是法律和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宪法是法律，只有被实施的宪法才具有实际法律效力。再者，作为良法的宪法，就必须体现社会价值共识之上的宪法观念和宪法精神，即尊重人权，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平等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充分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并请参见《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蔡定剑访谈录》[M]，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47然而人大常委会始终保持沉默的姿态与宪法文本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的留白，显然是我国宪法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的领域。67 张千帆：《宪法学讲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37 参见丁以升、李清春：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下)——评析西方学者关于公民守法理由的理论[J]，载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1期。考虑到目前宪政问题论争泛政治化趋势，宪政一词甚至成为学术敏感词的状况，有学者就提出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宪法是纸上的宪法、文本形式的宪法、静态的宪法。50这个颇具法谚法语色彩的说法，所表达便是宪法至上、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和原则，亦即是公权力不可超越宪法法律，与宪法法律相悖的行为应当被宣布无效，违反宪法法律的必须被追究。

人民为什么要制定宪法？近代宪法自其在西方肇端伊始，主流的制宪理念一般是，宪法是为规范政府权力、防止任何政府权力之专断、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而制定。而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并能够得到有效施行和维护的宪法——即保障性宪法——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

57因此，宪法立法化是使人民看得见宪法。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将宪法文本分成了三种类型：（1）保障性（granitite）的宪法。因此，这不仅是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目前执政党维护统治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需要，实现宪法之治就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任务。7这种所谓法律工具主义，其危险之处民谚亦有云，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笔头（批示），笔头不如口头（命令），工具性地对待法律，就只会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25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也为《宪法》序言所确认的——宪法为根本法。71 田雷：重新发现宪法——我们所追求的宪法理论[J]，载于《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年卷。

83 人间未有无现实的理想，亦未有无理想的现实。18政治的正当性意味着对该政权的认可，即一个政权之所以具有统治权（the right to rule）是来源于人民的同意（consent），而且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

参见王占阳：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N]，载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24日。（3）对公民自由的保护是普通法律和法院判决的结果（the result of ordinary statutes and judicial decisions注：笔者理解为法律的实施）而不是权利的一种先验宪法保障的对象。

我们学习宪法并讨论宪政的目的就是要缩小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把宪法应然面和实然面的落差缩小，使现实生活纳入宪法的轨道。在齐玉苓案中，最高法院下达的批复直接援引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规定，并成为原告胜诉的判决依据，于是此案便成为宪法司法化的具体案例。

现行宪法的第二章就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唯有保障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才足以被认为已实施起来。亦唯有如此，才曾或才能在世界上创立合法的（lawful）政府。40除此之外，戴雪认知中的法治即为法律至上（supremacy of law）也是英国宪法实施的一个特性之一。二是孙中山为首的民主立宪运动，主张以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为基础，发动革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因此要制宪。

35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先生亦尝言，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11年前，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多次会议上便谈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更多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这等于说，名义性的宪法只是组织性的宪法，即是组织而不是约束特定政体中政治权力运转之规则的集合。68 对于宪政概念发展史，可以参见范进学：论宪政的概念[J]，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59笔者认为，讨论宪法司法化问题应当回归宪法常识，首先需要厘清宪法的作用，能否就所持的宪法观达成共识。6 即西谚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转引自冯象《政法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参见张千帆：《美国联邦宪法》[M]，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引言第4页。77每个国家都有宪法，但有宪法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是立宪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所以有宪法不一定就有宪政——尽管这一结论多少取决于对宪法及宪政概念的界定。七、宪政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76 正如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所以反思我国自1949年以后的制宪史，首先就需要逃脱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式的权力思维。

范愉：法律信仰批判[J]，载于《现代法学》，2008第1期。80有如布兰代斯大法官（Louis Brandeis, Jr.）所言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维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

59 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路径选择及反思，学者早有研究，宪法司法化是不是中国宪法实践的有效途径的讨论，一说认为宪法司法化悖离现行宪法，并不可取，现行宪法从来没有任何规定曾由司法机关作为裁判依据合法地适用过。参见周恩来：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1944年3月12日），《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

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54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在宪法序言中就有所体现，即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